台北 — 中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28日在博鳌论坛发表演讲指出，中国要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反对强权政治、霸权行径，亚洲国家应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筑墙设垒、脱钩断链。学者分析中国深知全球化贸易对中国经济的益处，值此经济困顿之际，只能不断紧抓全球化的绳索。但世界各国正寻找其他生产基地并转移供应链，走向“短链革命”，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新冠疫情席卷全球让世界各国明了韧性供应链的重要性，自主打造供应链成为显学，但也使得曾有“世界工厂”之称的中国备感压力。赵乐际在博鳌论坛上既呼应另一头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开大门吸引外资，也再一次重申反对脱钩断链，紧紧将自身和其他亚洲国家绑在一起。
全球供应链重组对中国经济影响甚巨，位于英国伦敦的潘西恩宏观经济谘询公司资深中国经济学家林浩波指出，供应链自中国外移首先造成当地生产商的失业潮；再者，当外企在中国设立生产线的需求减少时，未来海外的直接投资就会下降。
林浩波（Kelvin Lam）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明白全球化贸易为经济带的来好处，甚至成就中国近一、二十年的经济成功，全球供应链一直对中国很重要，所以他们需确保全球贸易的续存，像是一带一路和其他贸易协议。”
产业链脱钩对中国的另一冲击是当地经济活动减少，低附加价值制造业流失到邻近经济体，例如越南、柬埔寨、印度等成本更为便宜的地区; 中高附加价值制造业则外流到靠近消费市场的地方，例如墨西哥。林浩波表示，中国众多工厂自疫情期间关闭，运输和生产都受到冲击，而现阶段考量地缘政治风险，全球供应链逐渐转移回接近母国的地区生产，像是美国企业产线从中国移回美国或墨西哥。
在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国臣也分析全球走向“近岸生产”，像是继美欧分别出台芯片法案后，日本、韩国和台湾也有半导体辅助法案，各国皆设置半导体厂。未来贸易市场板块可能变成“中国加一”，或者中国与中国以外的两大贸易区块，而中国以外的贸易体系则分成多个短链。
王国臣补充说，产品市场与意识形态或政治体制息息相关，即使没有贸易战，如果中国持续以政府力量介入市场，全球将加速与中国脱钩，势必会冲击中国贸易。
替代供应链取代中国
英媒《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2023年2月曾报导，各国虽无法与中国庞大的制造基地匹敌，但由亚洲日韩台印新马等14个国家构成的替代供应链“Altasia（alternative Asian supply chain）”未来可能取代中国，争夺企业供应链搬迁的利基市埸。
博鳌论坛发布《亚洲经济前景及一体化进程2024年度报告》，提出中国仍维持全球价值链区域中心的地位。《环球时报》26日引用报告写作团队成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原副校长林桂军的说法，指出近年产业链出现转移，但想在亚洲建立取代中国的“替代供应链”可行性不大。
林浩波分析，中国仍垄断部分全球价值链的产品，造成对中国贸易依存度仍高。以电动车为例，中国垄断全球约70%锂制造业，以确保在电动车生产的优势，并寄望电动车做为经济困境的新成长引擎。
另外中国也垄断约95%货柜和垄断镓锗等关键矿产生产，造成物流产业、以及以镓锗为原料的太阳能板、军事科技和光纤皆对中国高度依赖。但林浩波表示去风险是必然趋势，各国正寻找其他生产基地并转移供应链，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王国臣指出，供应链搬迁并非线性，企业基于产能量体和劳工品质稳定度权衡，预期会在新南向国家和中国之间来回摆荡至少10年，成为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对抗欧美国家的底气。但整体趋势仍走向与中国脱钩，因为中国强调建立自己的研发体系跟标准，除非企业只锁定中国市场，否则会加速产业外移。
王国臣表示，随着中国经济趋缓，经济论坛持续降规，外资自然也不再“看中国的脸色”。不论博鳌论坛或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受到的关注度越来越低。虽然官方表态“开放大门”，但过去中国与外界交流的重要会议都由国务院总理层级出席，今年却由人大委员长代表出席，显示最终决策者只有习近平一人。王国臣总结道，企业外移的关键还是归根在习近平的政策。
中国一手改善外资环境、一手单边立法监管
为了避免全球贸易断链，中国也积极向外资招手，赵乐际演说表态中国坚持开放发展，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并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
加强吸引外资是延续中国自2023年10月北京“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以来的论调，博鳌论坛举办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美国商界领袖，被视为吸引外资的积极之举。
在上海的沙利文全球合伙人兼大中华区董事长王昕表示，外资开放措施旨在优化营商环境，像是智能制造受到国家支持，为外企在自动化设备、工业机器人、智能控制系统等领域的投资提供市场空间。另一方面，在金融服务、医疗健康、信息技术、大消费等，都是吸引外资回流的产业。
其中，新能源汽车领域得益于政策扶持和市场需求扩大，中国已在2023年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和销售市场，出口量也居世界首位。王昕预期将吸引更多外资进入并促进产业升级。
王昕认为重新开放外资，有助于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创新能力，加强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中的地位，有利于推动产业转型和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开放发展。
尽管中国频频对外资释出善意，但在国家安全至上的思维下，难免显得政策矛盾。
中华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国臣表示，中国在提出外商投资便捷化制度的同时，却陆续出台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出境管理办法、反间谍法以及外资企业设党组等单边措施，吸引外资效果大幅下降。
比起习近平上任初期延续中国过去的“真金白银优惠外资”政策，提供税收减免优惠或奖励外资，王国臣告诉美国之音：“改善环境当然是一个很重点的事项，可是又加上单边立法。更重要是中国大陆的经济前景看衰，产能过剩，然后通货紧缩、消费颓糜，这些外资以中国为市场的看不到什么营商利润；第二个以中国为工厂的又会受到美国或欧洲的经济管制，所以这就压缩了整个对中国大陆投资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