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纪的前二十年里,美国商店货架上的许多消费品变得更便宜。来自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进口浪潮帮助压低了电子游戏机、T恤、餐桌、家用电器等产品的成本。
这些进口产品使一些美国工厂倒闭,100多万工人失去了工作。沃尔玛和亚马逊等折扣店和在线零售商靠着销售海外制造的低价商品大赚其钱。但选民们做出了反抗。在工厂倒闭、工业萧条和工资长期停滞的刺激下,美国人在2016年选出了一位发誓要在贸易方面反击中国的总统。四年后,他们又选了这样一位。
前总统特朗普和拜登总统分别采取了一些相同的行动,试图通过提高购买中国商品的成本来重振和保护美国的工厂。他们对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被掏空的传统行业(如服装和电器)以及在与中国的全球竞争中难以增长的新兴行业(如太阳能电池板)的进口产品征税。
拜登决定将特朗普征收的关税纳入法律并对其进行升级,这清楚地表明美国已经结束了一个长达数十年的时代,这个时代拥抱对华贸易,重视低成本产品带来的收益,而不是地理位置集中的制造业工作岗位的流失。只从一个关税税率就可以看出这个时代的结束: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100%的关税,这些起价不到一万美元的汽车已经涌入世界各地的销售厅,但一直难以突破政府为美国市场设置的壁垒。

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曾一度联手与北京进行经济接触,他们的理论是,美国将受益于将生产外包给那些能够以更低成本生产某些商品的国家,部分原因是这些国家的工人工资较低。经济学家们知道,一些美国工人将失去工作,但他们表示,通过向消费者提供低成本商品,并让企业能够投资于美国具有创新优势的高价值行业,整体经济将从中受益。
现在,两党都在竞相切断与中国的联系。议员们对中国的劳工行为、窃取外国企业的知识产权,以及为产量远超中国消费者购买力的工厂提供慷慨补贴等问题,采取了越来越强硬的立场。
目前还不清楚这些政治激励会带来什么样的决策新时代:拜登式的战略产业政策,特朗普向更加自给自足的国内经济转型,抑或完全不同的东西。
同样不清楚的是,仍在为40年来最迅速的通货膨胀所困扰的美国公众能否忍受转型带来的痛苦。
“旧的共识被打破了,新的共识还没有形成,”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戴维·奥托说。他参与主持了对本世纪初所谓“中国冲击”的开创性研究,当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导致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就业岗位大量流失。
但奥托警告说,消费者和选民“不可能两全其美”。“你要做出取舍。整个世界都在做取舍。如果你想让美国在这些技术领域保持并且重新获得领导地位,你就必须付出更多。即便这样也不见得一定能成。”

尽管拜登和特朗普都支持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但在他们的第二次竞选角逐中,关于美国经济应当如何与中国打交道,两人向选民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
特朗普希望拆除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商业桥梁,并在整体上大幅限制贸易。他承诺提高所有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取消国会在克林顿政府末期投票给予中国的“最惠国”贸易地位,并且完全禁止一些中国商品。他将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所有进口商品征收新税。
特朗普直言不讳地声称,为这些关税的付出代价的将是中国,而不是美国消费者,尽管有详尽的经济学研究得出了相悖的结论。但他的前贸易代表、在特朗普的贸易讨论中仍有影响力的罗伯特·莱特希泽去年年底对《纽约时报》记者表示,用更高的消费价格换取增加制造业就业是值得的。
“有些人认为消费就是目的,”莱特希泽说。“我的观点是,生产才是目的,安全和幸福的社区才是目的。你应该愿意为此付出代价。”
拜登拒绝接受特朗普的方案,称其过于宽泛,成本太高。他希望利用关税和其他法规,在清洁能源和半导体等战略产业周围建立一个保护性堡垒。拜登还向这些行业的公司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政府补贴,包括通过《降低通货膨胀法》为绿色能源技术提供的补贴。
“投资必须与贸易执法相结合,以确保我们在全国各地看到的复苏不会受到中国不公平低价出口产品的冲击,”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莱尔·布雷纳德周四在演讲中表示。“我们从过去吸取了教训。在美国,不会有第二次中国冲击。”
许多继续支持减少对华贸易限制的经济学家批评了两位候选人的计划,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有可能提高物价。他们表示,特朗普和拜登的政策可能会减缓经济增长。他们说,切断来自中国的竞争,可能会迫使企业和消费者把钱花在人为造成的的昂贵国内商品上,而不是花在能够创造新产业和新就业机会的新型创新产品上。
“在这些方面大规模过度支出,会损害我们的生产力,”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曾在前总统乔治·W·布什任内领导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格伦·哈伯德说。
一些民主党人说,要建立持久而成功的对华贸易政策,拜登的首选做法应该是增加支出,包括可能对半导体和其他高科技制造业进行新一轮补贴,并进一步加强执法。俄亥俄州民主党参议员谢罗德·布朗一直是国会中对华和贸易问题上的鹰派,他敦促拜登彻底禁止来自中国的电动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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