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遇难者家属组织“天安门母亲”一直坚持“真相、赔偿、问责”三大诉求。35年过去,“六四”在中国仍被视为禁忌。5月31日, 难属发表公开信,要求和政府展开对话,并强调将一如既往,秉持和平、理性、法制的原则,向政府提出合理、合法的要求,期望早日讨还公道。

“天安门母亲”官网5月31日发表题为“1989年六四惨案35周年祭”的公开信。信中提到,35年过去了,政府依旧保持沉默。在网路上看到的是中共简史里就当年89学运引发的惨案说法。“天安门母亲”形容这些说法颠倒是非、罔顾事实,他们无法接受、容忍。

难属促当局公布六四真相

公开信提到,多年来,政府无视六四惨案无辜死难者亲属的正当诉求,以各种方式不断干扰他们的正常生活。政府一直强调并实施依法治国,以人为本的方针政策。而对待难属的诉求却一直置之不理,完全背离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执政理念。

公开信重申三项诉求:公布六四的死者名单和人数;依法给予六四受难者及受难者亲属相应的赔偿;按法律程序追究事件责任者的法律责任,难属并再度向习近平及政府呼吁,期待政府能够就相关问题与他们进行对话。

35年来他们饱受失去亲人的痛苦,很多当年失去孩子的父母亲们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人世。如果政府有诚意地把这起惨案摆到议事日程上来,这是对尚在世的难属最大的安慰。

美国之音多次尝试联系尤维洁、张先玲等“天安门母亲”成员。其中尤维洁在社交媒体留言说,她目前身在外地不方便接受采访,只透露在六四当天,“天安门母亲”群体会和往年一样到万安公墓祭奠。

公开信共有114位六四罹难者家属连署。美国民间人权组织“人道中国”创办人周锋锁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天安门母亲”只剩下100多名成员,却仍然是中共的眼中钉。

周锋锁说:“‘天安门母亲’丧失了自己的亲人。作为母亲、妻子、丈夫。他们仅仅想为自己的孩子寻求真相、正义。它们是中共最害怕的一个群体。中共政权不可能以任何办法回应受害者的要求。天安门镇压有很多关注,有很多具体的文件纪录,铁证如山,中共更是害怕。”

习近平掌权的十年被普遍认为是中国走回头路的十年。尤维洁以往曾表示,既然中国的执政党是共产党,现政权应该担负起全部责任,平反六四现政权责无旁贷,但周峰锁认为,习近平不可能引领中共拨乱反正。

周锋锁说:“在1989年,当时中共还有另一个选择:听从人民的声音,进行改革,像赵紫阳那样,可惜的是,它选择了镇压、屠杀。这是没有回头之路的,无论是习近平还是未来的替代者,都是不可能的。”

王丹:难属和政府对话是奢望

八九学运领袖王丹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也表示,“天安门母亲”要和政府对话是无法实现的愿望。

王丹说:“它们(中共)不给六四平凡是因为这个事它们是犯罪了。它们自己是不会把自己绳之于法的。只要它继续掌权,它就会永远压制六四的真相。国际社会慢慢地对这个事情也淡掉,中国人对这件事也提都不敢提。在这种情况下,它当然没必要跟家属进行对话。中共完全不想触碰这个话题。它也不希望这个话题引起更多政治上的不确定的状况。”

王丹认为,“天安门母亲”的诉求与习近平的执政路线根本背道而驰。

王丹说:“因为他(习近平)基本上遵循的是毛(泽东)的路线。毛是个暴君。毛的政权都是建立在暴力镇压的基础上。习(近平)自认为是毛的学生,甚至有超越毛的野心,所以习近平路线根本不可能考虑用民主、法治的手法来解决社会问题。这完全不是习近平路线的内容。”

“天安门母亲”在公开信中宣布,今年他们的群体各有一名受难者及一名难属因病去世。根据统计,多年来累积已有超过70名难属离世。

王丹说:“‘天安门母亲’随着年龄增长慢慢会凋零,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培养更多年轻人站出来,能够继承‘天安门母亲’。‘天安门母亲’群体在传承这方面需要更多年轻人帮助他们。当年参加过学运的八九一代,现在很多子女都长大了,所谓的‘白纸一代’。希望这些年轻的反抗群体,能有些人去继承天安门母亲团体,无论诉求也好,还是每年的行动也好。”

六四35周年前夕,中国各地维稳逐步升级,持不同政见人士被当局以不同形式监控。北京维权人士胡佳和往年一样被强制旅游。他向美国之音透露,今年的目的地是老家安徽,主要是祭奠已故的未婚妻。

胡佳说:“北京现在已经很紧张了。从五月底开始就是。你也知道原因是什么。我这几天离京,大概6号左右回来吧。这次我回去我的故乡安徽,也许去祭奠一下我已故的未婚妻星芽。他两年多以前在(陕西)秦岭的鳌太遇难了。这几天去看看她的父母,去到她墓碑前面跟她说说话。”

据了解,北京的查建国、何德普、高瑜等知名异议人士同样被当局严控。

美国之音尝试联系独立媒体人高瑜,但未能成功。据了解,她在5月29日离家以后与一直外界失联。据消息透露。北京市公安局下令,今年国保不参与维稳,上岗的持不同政见人士部分被带到北京郊区旅游,主要是为了节省维稳经费。

北京、湖南为六四重点维稳地区

除了北京,湖南株洲也是当局重点维稳的地区。湖南持不同政见人士程晓峰表示,去年株洲异议人士陈思明在台湾“跳机”并成功前往加拿大,近期民间网络歌词曲作者徐琳涉及网络言论被警方刑拘等事件,使当局不敢掉以轻心。他本人也已被“上岗”。

程晓锋说:“对当局而言,株洲在湖南来说是一个重灾区。它们现在就是怕会出现第三个、第四个(更多的陈思明、徐琳),明显地感觉到它们对我们的管控越来越严了。昨天大概来了七、八个人。现在的手机定位很先进,它们完全不需要跟踪,可以通过手机定位确定我到了哪里。以前在株洲旅游费用要好几万块钱,但是到了今年,它们自己说‘没有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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